原子弹爆炸时产生的蘑菇云毛泽东：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原子弹爆炸产生的蘑菇云

毛泽东：任何奇迹都是可以创造的

1955年1月14日，地质专家李四光、地质部副部长刘杰、负责第一个五年计划156个项目的建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钱三强等应邀来到周总理办公室。

周总理首先请李四光介绍中国的铀矿储量和勘探情况，然后请钱三强介绍核科学技术研究状况，并详细询问原子反应堆和原子武器的基本原理以及必要的条件。发展核武器的条件。 最后，周总理给两位科学家布置了“作业”：明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将听取有关情况，要求他们做好一些准备，简明扼要。 他们可以携带铀矿石标本和相关仪器进行现场演示。

1955年1月15日下午，中南海丰泽园会议室，精英云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彭真、李富春、陈毅、聂荣臻、薄一波等人围坐在一起。 与此同时，据说李四光还带来了一小块黄黑色的铀矿石标本。 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幽默地说：“今天，我们作为小学生，请你们给我们上一堂有关原子能问题的课。”

在这次专门致力于我国原子能工业发展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做出了最后的决定：“现在苏联对我们有援助，我们就“一定要做好，如果我们自己去做，一定能做好！只要我们有人，有资源，任何奇迹都可以创造。”

毛泽东的大胆判断是基于对我国国情的充分认识。 旧中国没有留下强大的科学研究体系。 尽管1949年之前，一大批中国年轻人在欧美科研机构中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智力，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直到1949年，中国的科研体系仍然十分薄弱。 滞后。 1949年11月，新中国在接管原中央研究院、北京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 此时，科学院只有22个研究机构，200多名研究人员。

1954年，时任中央军委主管军工和军事武器装备的聂荣臻元帅率队前往昆明、重庆等国民政府兵工局建立的西南军工基地，却大失所望。 。 多年后，聂帅回忆道：“在重庆，我看到的只有一些破旧的窑洞，没有多少军火库。到了昆明，那里的光学仪器厂只能生产一些低倍望远镜，连望远镜都不能生产。”景点。”

赫鲁晓夫相当慷慨

由于起点低，一方面要依靠自力更生，另一方面要获得外援。 中国发展两弹一星的指导思想始终是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 当然，苏联的援助对于中国在短期内建立自己的人才队伍、掌握发展核武器的基础发挥了关键作用。

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 1947年至1949年，苏联在核武器研发上花费了145亿卢布，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实际完成的工业投资总额为250.26亿元人民币，折合人民币56.4亿元。 十亿卢布，只是苏联研制核武器成本的一小部分。 于是，1955年1月31日，国务院正式通过《关于苏联提出帮助中国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建议的决议》，正式接受苏联的援助。

1955年4月，钱三强作为中国原子能代表团成员赴苏联谈判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签署了苏联援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议。 4月27日，中苏两国商定，苏联将协助中国建造一座功率7000千瓦的重水堆和12.5兆伏的回旋加速器。 这是中国核工业发展史上重要的“一堆设备”。 此外，苏联无偿提供相关科技资料，以及维持反应堆运行所需的充足核燃料和放射性同位素，并培训中国核技术专家和技术人员。 应该说，与1949年拒绝刘少奇参观苏联反应堆的要求的斯大林相比，1957年之前的赫鲁晓夫相当慷慨。

1957年，钱三强参加了中苏新技术合作协定的谈判。 在这份协议中，苏联同意全力协助中国研制原子弹，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设计图纸，并向中国出售用于铀浓缩加工的工业设备。 ，提供启动气体扩散装置所需的六氟化铀。 1958年7月1日，苏联援助的“一堆装备”正式移交给中国。

《我国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特种邮票中的第一个“原子反应堆”。 根据中苏协议，苏联于1958年援建并移交中国7000千瓦重水堆和12.5兆电子伏回旋加速器，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批设备”。中国核工业的发展。

1951年10月，从法国回国的杨承宗进入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接任放射化学组组长。 当时，他除了四名队员和从法国带回来的设备外，就只有北平研究院镭研究所的遗产了。 10 公斤沥青铀矿和一些镭样品。

杨承宗，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之一。在法国留学期间，师从居里夫人（居里夫人之女）。 他为新中国进行核技术研究购买了大量必要的设备。 回国后，他为核原料提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央下定决心研究原子弹后，决定由宋任穷将军担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领导原子能及其研究工作。配套生产、科研机构。 此时，我国原子能研究领域聚集了一批高水平科学家：钱三强、王淦昌、朱光亚、郭永怀、彭焕武、邓稼先、陈能宽、程开甲、王成书、张培林……这些优秀的科学家大多集中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原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1953年10月更名为物理研究所，1958年7月“一堆装置”建成后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有的分散在20多个研究所、其他研究机构和学院隶属于中国科学院。 在校园。

为了扩大科研队伍，周恩来亲自决定将300多名苏联、东欧等国家与核工业专业相似的留学生转学到原子能相关专业，并成立了技术物理系并从全国各地抽调人才专攻原子核科学。 不久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也正式成立。 为向全国普及原子能知识而编写的《原子能科普讲座》，印发20万余册。

中国科学院很快开始筹建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和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 1958年9月，北京铀矿选矿冶金研究所成立，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钱三强提到的核物理、放射化学中“一腿粗、一腿细”的问题。

中国第一座原子反应堆

据1956年春节被陈毅任命并调任科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并兼任国务院科计委秘书长的张金富回忆，宋任穷来到他家给他“搬援军”，希望科学院带头支援两个机械部。 张金富当场同意将原子能研究所移交给二机部。 凡是科学院其他研究所能够承担二机部科研任务的，都必须无条件承担。 我们需要骨干力量，科学院必须想办法。 很快，包括在科学院数理化部担任学术秘书的邓稼先等一批优秀科学家奔赴原子弹研究第一线。

“596”的由来

然而，当中国举全国之力走向原子能技术的光明前景时，中国和苏联却开始敌对。 1958年以后，中苏两国围绕人民公社、金门炮击等问题的争端迅速升级。 1959年6月，苏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明确表示，“为了不影响苏联领导人之间的谈判，美国和英国就《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日内瓦会议达成共识，并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应暂停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和技术。 至此，中国人想通了一件事，“苏联援助”即将飞来。1960年7月16日，苏联单方面撤回了所有专家，并停止供应各种设备和原材料。

回顾毛泽东1955年所说的话，“现在苏联援助我们，我们就必须做好，我们自己去做，一定能做好！” 堪称准确预测。 1958年5月，毛泽东在给二机部的报告中指示：“尊重苏联同志，努力学习。但必须破除迷信，打倒贾桂”。 中国在中苏蜜月期积累的人才、装备和知识，为后续核武器的自主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困难确实是巨大的。 以铀浓缩为例。 虽然中国在苏联专家撤离前大大加快了铀浓缩工厂的进度，但相关工厂直到1960年才竣工。而且中国很早就发现苏联牢牢控制着氟化润滑剂、气体扩散等关键材料的生产技术方法A 分离膜。 据老同志回忆，苏联一些专家在这方面是非常细致的。 不仅在面对邓稼先等中国专家提出的问题时，沉默是金，而且每当A型分离膜脱落时，周围的地面都必须用磁铁一点一点地扫起来。 保证全部回收。

196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 19日，中央军委批准国防科委设立专门办公室，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 1959年6月，由于苏联拒绝提供原子弹模型和图纸，二机部决定将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命名为“596”。

史无前例的“人民战争”

当苏联专家在的时候，中国人都是好学生。 “老师”一走，中国人顿了顿，立即开始奔跑，其方式完全超出了苏联的想象。

在铀浓缩方面，二机部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做法。 一方面与科学院合作开展A型分离膜、氟油等关键材料的技术研究； 另一方面，它在核工业领域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 “人民战争”——所有人都在用当地方法勘探矿产和提炼铀。 1960年，石油部还没有能力生产特种油品和石化产品，而氟油作为最先进的润滑剂，最早被美国在二战期间的曼哈顿计划中使用。 这种油不会与六氟化铀发生反应，热稳定性超过250度，而脂类润滑油最多只能承受175度的高温。 为了完成氟油的制备，在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厂长杨庆年和总工程师谷子凯的协助下，建立了当时国内唯一的特种油生产厂。

1958年9月27日，聂荣臻在庆祝中国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竣工仪式上发表讲话。苏联无私地为中国核发展提供了大量技术、物资和人员援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为中国核电发展奠定基础。 但随着两党关系恶化，苏联的后续援助迅速减少甚至中断。

二机部在开展工业级生产关键材料技术攻关的同时，也开始推出本土方法，快速生产足够的铀材料。 1960年7月14日，二机部向所属第五研究所下达任务：迅速确定二氧化铀、四氟化铀、六氟化铀的简易生产工艺，并限期提出方案。 第五研究所将负责生产二氧化铀、四氟化铀和六氟化铀。 四氟化铀。 8月12日，二氧化铀生产厂正式成立，内部代号“二号厂”。

原子城旧址（代号国营221厂）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盐县西海镇。厂区分为A区和B区，附近还有其他7个分厂，负责供电供热、核物理与放射化学研究、铀部件加工和无线电控制系统、爆炸试验和核武器组装等工作，现被当地指定为基地展厅。来访

此时困扰我国核工业的最大问题是，负责利用俗称“黄饼”的重铀酸铵（ADU）生产二氧化铀的铀水冶炼厂尚未建成，让下游企业无米可归。 苏联曾向中国铀冶炼厂提供了一种名为414工艺的生产工艺。 但五所人员经过研究认为，与法国马尔韦齐铀厂工艺相比，414工艺增加了一些工序，但总体上不适合简单生产。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国“本土提炼铀”生产的“黄饼”杂质含量高达10%-20%，而苏联则要求杂质含量低于1%。

据说，二机部部长刘杰曾要求五院增产一吨二氧化铀。 然而，在技术攻关上从不退缩的邓作卿却明确表示反对：“不能加多了，因为会死更多的人。” 他拒绝了。 满足了部长的要求。 刘杰随后评价五院所取得的成绩：“由于五院高质量地完成了合格批次铀的生产，我们部门的工作提前了两年。”

刘杰.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核工业部）原部长

从结果来看，吴提出的简单的生产二氧化铀的方法其实一点也不简单。 该工艺单元设备的生产能力比苏联莱蒙托夫铀厂提高4-8倍，铀浓缩程度提高5-8倍。 次。 提出这个工艺的技术团队平均年龄只有30岁。 邓作卿、卢福彦、夏德昌等骨干几乎全部都是回国后经过杨承宗等人培养的。

在研制“两弹一星”的过程中，中国科研人员使用的手摇计算机现在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当时，没有电子计算机，科研人员依靠4台老式手摇计算机。启动计算机对原子弹爆炸过程中的物理过程进行了9次模拟、计算和分析。

1962年9月，经过大量计算和刚回国的周光召从爆炸能利用的角度进行审查，邓稼先团队的B设计方案被确定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方案。

1962年1月，在中央为首都科技工作者举办的宴会上，周恩来（左）、钱三强（中）、周培源（右）碰杯致意。钱三强是核物理学家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周培源是著名物理学家，在力学特别是流体力学方面有着杰出的造诣。

凌晨0:00“老邱”响起

1964年9月1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组装完成。 1964年6月6日进行的全面全球聚合爆炸试验仅使用了核装药的替代材料，所有其他部件都是“正品”。 最终总共生产了两枚试验弹和一枚训练弹。 这枚炸弹几乎体现了当时中国工业体系的最高成就：由于二机部机件精加工能力不足，弹体关键部件由沉阳、西安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生产。第三机械部。 该爆轰装药是机械部与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联合研制的高能炸药...

第一颗原子弹1:1模型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

9月29日，代号“老球”的正式试验原子弹从青海221基地出发，运抵试验场。 两天前，张爱萍、刘希耀乘飞机抵达试验场，传达党中央、周总理的指示。 10月10日晚，核试验委员会将15日定为原子弹爆炸“零日”，并向北京发来代号：“距点负五，可能有血压好”。 10月13日，核试验基地向中央发来暗语：“昨天22时30分老邱穿好衣服搬进隔壁房间。” 也就是说，原子弹已经组装完毕，放置在试验塔下的组装室里。 旁边是张爱萍写的大字“环”！

据统计，自1964年5月开始人员、物资陆续进入试验场以来，共有26个单位5000余人进入试验场。 引进50余种技术物资1100余吨，20余种后勤保障物资32000余吨，动用列车1100余列、车辆1200余辆。 总里程超过185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463圈。

目前，党中央还在考虑什么时候进行试验最合适。 当天，总理专门了解了核爆炸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如何随风扩散的问题，并安排乔冠华、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姚勤等共同起草新闻公报和政府声明。 截至15日晚，核试验委员会确定16日15时00分为原子弹爆炸“零日零时”。

当比太阳还耀眼的火球从戈壁上缓缓升起时，核试验基地洋溢着喜悦。

致敬。